潮汕民国人物述评之二十七   
        限于手头资料，笔者对杨村人的评述迟迟未能动笔，查阅多部“人物辞典”以及涉及“人物”条目的书籍，“杨村人”成为一个陌生的名字。例如：
        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出版，收入杨村人的家乡庵埠镇的镇情、名人的《中国名镇大典•广东卷》；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出版的《汕头大博览》；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最新版的《辞海》。都将“杨村人”排斥在外。
        还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月出版，试图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人名大辞典》问世以来”，又一部“全面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综合性工具书”《中国人名大辞典》，也没有“杨村人”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出版，将潮汕故去或健在的名人都收入的《潮汕百科全书》，书中共有“杨”姓名人１２位，包括杨广泉、杨少岳、杨世瑞、杨石魂、杨英伟、杨贤足、杨金书、杨泽江、杨树勋、杨越、杨嗣震、杨遵仪，其中还有个别属外省藉的，但却唯独没有正宗潮人的“杨村人”。
        更令人不解的是杨村人的家乡潮州市，由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１９９５年８月出版，字数达３４８万之多的鸿篇巨着《潮州市志》也将“杨村人”遗忘了。
        有一本将“杨村人”收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但遗憾的是，寥寥几百字，回避他参加中共的经历，仅简要叙述他参与创建“太阳社”，发表了那一、两些主要作品。    可幸的是１９８５年４月上海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出版了网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一书，分上下两卷，在下卷的３６位“左联”作家中，在第４位上赫然见到“杨村人”的名字。作者陈梦熊公正地介绍了杨村人，客观、完整地将杨村人的人生历程描绘出来。
        综上所述，笔者陷入深思：一个１９２５就加入中共，并作为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我国着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作为我国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戏剧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首任党团书记的杨村人，虽然曾因错误地攻击鲁迅，也因惧怕革命斗争的残酷而离开中共组织，但他毕竟是一个着名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感到“陌生”呢？这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左”的路线使然，即避讳“正面”变“反面”的人物，不予必要的研究、介绍。还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多数作者、编者还有“宁左勿右”的旧观念作崇，认为既是“反面“人物就不值介绍之列。须知，回避了“反面”，无疑就自觉不自觉地割断或遗忘了一段历史，使我们的历史支离破碎，面目不全。上述列举的书籍，都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毛病。笔者认为，历史的车轮已进入了２１世纪，我们每一个作者、编者都有责任将先人创造的历史中的每个镜头全貌地呈现出来。
        潮汕籍现代文学家加入中共第一人
        民国时期，潮汕人登上现代文坛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的，其人数之多、成就之大，乃是潮汕从唐宋，溯明清，以至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巅峰时期，其代表人事人物包括先祖移居台湾台南的揭阳人许地山，出生澄海的杜国庠和出生于海阳（今潮安）的杨村人、洪灵菲、戴平万、冯铿。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为我国现代文学作出贡献，且今天仍为潮汕的历史带来荣耀的先驱者们，除出生于台湾的许地山外，在潮汕本土出生的，清一色都是在登上文坛之际或先或后加入中共。其中杨村人是加入中共最早的一位，他于１９２５年在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读书时便在着名共产党人董必武的监誓下参加中共，而洪灵菲、戴平万是翌年在广州由家乡人许苏魂的引领下加入的，他们在文坛上的“老大哥”杜国庠是到１９２８年由蒋光慈、钱杏村介绍参加的，冯铿参加中共又晚些，她是１９２９年５月由杜国庠、李春蕃介绍加入的。
        杨村人，谱名启源，学名望苏 ，１９０１年６月８日出生广东海阳县庵埠镇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少年聪慧，尤好文学。其继母在同乡、我党早期党员许苏魂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杨村人从小受到继母的启蒙教育。１９１６年杨村人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进入英国传教士在翌年“五四”运动的锋火传到潮汕后，他与一些进步青年组织爱国团体开展宣传活动，１９２０年，应聘在澄海县月浦小学（现属汕头市金平区）教书，并在汕头一家报社担任兼职记者，一年后，在友人的介绍下，转赴福建厦门由着名侨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继续学业，１９２２年，在湖北汉口经商的堂叔父的经济资助下，报考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为该校国文系学生，直到１９２６年毕业。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为了推进教育事业，教育部在全国设立了５个学区，其中包括广东、湖北在内，每个学区设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负责培养师资和文科高等人才。当时，潮汕学生以报考广东高师的居多，就读外省高师的为极少数，杨村人算其中之一。时武昌和广州一样，正处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工农群众的觉醒和革命思潮的激荡，这无疑对杨村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武昌高师４年间，他不仅积极投入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和反动军阀进行勇敢的斗争，并在经该校党支书记李守章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于读书之余，积极投身现代文学运动，为校内的文学团体出版的刊物撰写搞件，以不平凡的姿态步入文坛。
        杨村人大学毕业后，由党组织介绍回家乡广东，一边出任广东省一中和二中教务主任，一边秘密指导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翌年，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杨村人在广州受国民党右派的通缉，被党组织安排重返武汉，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干事。１９２７年６月，参加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宣传部的同事钱杏村、孟超等一起，负责大会的文秘和宣传工作。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于宁汉合流前夕，还处于局部的国共合作时期，会议由共产党主导，开得热烈隆重，到会代表４２０多人，代表全国２９０万劳动工人，应邀出席大会的不仅有共产党、国民党的代表，还有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其他各界人士，还有赤色职工国际和苏、美、英、法、日、印度、爪哇等国家的工人代表等来宾。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大会选举共产党人苏兆征、李立三分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秘书长。杨村人全身心投入大会的各项工作之中，起草报告和决议草案，撰写大会新闻报道，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贡献。

杨村人在全总宣传部工作期间，恰巧与同为文化人的钱杏村（１９００－１９７７，安徽芜湖人，比杨村人迟一年加入中共，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孟超（１９０２－１９７６，山东诸城人，着名作家，编辑）同事，又因钱杏村的同乡关系，结识了流亡来汉的中共早期党员，作家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安徽霍邱人，１９２１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加入中共，我国最着名的现代作家之一，曾任上海大学教授）。  

蒋光慈来汉前在沪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向蒋提议创办一份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进步刊物，蒋光慈将这一情况与杨村人、钱杏村、孟超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１９２７年７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杨村人与蒋、钱、孟离汉奔沪。抵达上海后。四人聚集在四川路丰乐里一家衣铺的楼上秘密开会，商量出版刊物事宜。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出版刊物需要有一家书店支撑。于是，他们各出１００块大洋作为股金，于１９２７年１２月，“春野书店“在上海北江路开张营业。
        随后，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太阳月刊》诞生了，该刊名义由蒋光慈主持，实际由杨村人和钱杏村负责，该刊前后共出版了７期。据统计，这７期共出版作品达数百万字，题材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童话、美术等，还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优秀作品，在我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期间，杨村人不仅担任两主编之一，还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文坛所瞩目。在左联１９３０年初成立时，《太阳月刊》更名为《拓荒者》，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  

《太阳月刊》的出版促使了“太阳社”的诞生。“太阳社”的出现颇具偶然性。按照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太阳月刊》创刊，目的已达到，起初并无立“太阳社”的计划，但由于当时文学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不同思潮而产生的文学革命观念的异用，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人之间的争论。按后来杨村人为纪念蒋光慈而发表在１９３３年８月出版的《现代》杂志第３卷第４期的文章《太阳社与蒋光慈》中的说法，“太阳社”的成立，“是在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到光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从这里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文史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说他们组织了“太阳社”在先，编辑出版《太阳月刊》在后是有误的。 

应该指出的是，不论“春野书店”的成立，《太阳月刊》的创办，还是“太阳社”的组建，都是由蒋光慈、杨村人等向当时担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作了请示报告，经批准后才付之行动的。因而，“太阳社”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人批准，并在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文学团体。“太阳社”成立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以及杨匏安、罗绮园等都出席了成立大会。这种情形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  

“太阳社”的发起人是蒋光慈、杨村人、钱杏村和孟超四人。成立后，四位发起人分别介绍相识的文化人加入。杨村人介绍的是自己的潮汕同乡，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并且已是中共党员的洪灵菲、戴平万和即将加入中共的杜国庠参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我国左翼文学运动活跃着一群潮汕籍作家，其先驱人物应是杨村人。当时，洪、戴虽然也是职业革命家、文学家，但还不十分出名，而作为沪上潮汕籍文化人的“老大哥”杜国庠尽管已有深厚的履历，但他影响最广的名篇《一九二九年急须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尚未发表。正是杨村人的介绍，使杜、洪、戴正式步入我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行列。也是因为加入“太阳社”的经历和经验，才有后来由杜、洪、戴领衔的“我们社”和《我们月刊》的出世。毫不讳言，不能因为杨村人后来离开中共，背离革命，就抹杀他当年所做的有益工作和贡献。  

《太阳月刊》的革命倾向为反动当局所不容。１９２９年６月，“春野书店”被查封，《太阳月刊》被迫停刊。这时，对办刊物情有独钟的杨村人又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创办并主编了一份革命文艺杂志《新星》，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办刊的目的是“要继续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作出贡献”。该刊虽然仅出版一期，但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潘汉年的《警告胡适之》，以不畏权威的姿态，批驳胡适的反动观点；钱杏村的《关于沅君创作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对着名女作家冯沅君的文学创作作出生动的评价；还有洪灵菲俊逸隽永的新诗《朝霞》，杨村人本人的评论《关于〈苦恼〉的话》，此外，还刊出翻译苏联的《苏维埃联盟十一年》、《文化革命的成果》和《苏维埃联邦的教育》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深受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影响深广。  

１９２９年下半年，杨村人受党组织的委派，参与上海戏剧界革命团体——艺术剧社的组建工作。剧社成立后，杨村人担任组织部负责人兼戏剧训练班的工作，剧社假座中华艺术大学开办戏剧训练班，培训文艺青年。应当补一笔的是，后来成为我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同为潮安庵埠人的陈波儿就是在此时由杨村人介绍参加艺术剧社并在这里崭露头角的。１９３０年８月，根据党的指示，在艺术剧社的基础上，成立左翼剧团联盟，杨村人被党组织任命为第一任党团书记。  

虽然，当年担任过重要的文化团体的中共党团书记的潮汕人还有两位，即杜国庠和许涤新，他们先后出任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但时间都在杨村人之后，杜担任“社联”党团书记是１９３４年初，许涤新又迟了些，他是由杜国庠介绍入党和参加“社联”，并在杜１９３５年２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接任党团书记的。  

“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  

“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是杨村人脱离中共，充当“第三种人”，站在“左翼”作家队伍的对立面之后，鲁迅对他的评价。鲁迅的评价，准确、贴切而又生动，故成为文史学界对杨村人的“盖棺论定”。  

１９３２年２月，根据杨村人本人的要求，党组织派他到湘鄂西苏区，接替谢觉哉主编《工农日报》。湘鄂西苏区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边界，是１９２８年初由贺龙、周逸群发动荆江两岸和湘鄂边起义后中共陆续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其中心区在武汉之南的洪湖一带。据笔者分析，杨村人之所以到这一苏区有两个因素，一是他在武汉上大学和参加革命活动有好几年时间，对这一带的风物相对比较熟悉；二是邓中夏在杨村人之前，即１９３０年２月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政委，杨在全总宣传部工作期间，邓是他的直接领导，当时邓担任全总宣传部部长。邓中夏是在１９３１年底１９３２年初受“左”倾路线排挤离开苏区的。可以推断，杨在酝酿去苏区时，邓中夏还在那里。  

杨村人赴苏区上任时，正值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苏区的生存十分困难。１９３２年９月，在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四次大围剿中，苏区陷落。这时的杨村人，失望之军逃往武汉，藏匿在堂叔父杨静吾的太古祯糖栈里，从此离开革命队伍，脱离了党组织。后来，杨村人在上海《读书杂志》第３卷第１期上发表了《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的文章，袒露了自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个人主义膨胀的心迹：“回过头来，我看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一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我的家人现在作饿  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  叫花子的……”  

伟大的鲁迅，以其刚直不阿的性格，受到过无数人的误解与攻击。他们当中，既有国民党阵营的御用文人，也有革命队伍内对其误解或意见相左者，包括大名鼎鼎的郭沫若、田汉，还有所谓“第三种人”的邵洵美、杜衡等人。而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对鲁迅攻击最力、持续时间最长，竟是杨村人。  

杨村人对鲁迅的攻击始于去苏区之前。当时，杨村人作为“左联”成员和“剧联”党团负责人，与鲁迅常有来往，在参与创建“太阳社”的和参与“创造社”的活动中。与鲁迅器重的郁达夫也时相过从。在１９３０年秋“左联”主办的庆贺鲁迅５０寿辰的活动会上，杨村人还与鲁迅、郁达夫亲切交谈，但过后便一反常态，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污蔑鲁迅“领”到政府的“奖赏”，“于是汤饼会便开成了”，将欢快轻松的庆贺会讥讽为“汤饼会”，还拿郁达夫带来与会的未满周岁的儿子作文章，说会上杨骚“大爷”，白薇“女士”将这小孩戏称为“龙儿”，引起郁达夫对已死去的名字也叫“龙儿”的儿子的无限伤感云云。杨村人脱离中共以后，对鲁迅的攻击更加猛烈，从第一次攻击鲁迅开始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去世为止，时间持续长达６年多之久。其攻击的文字散见于当时沪上发行量甚大的《社会月报》、《星火》等杂志上。期间，最露骨的是１９３３年１２月，杨村人在《文化列车》第３期上发表了《致鲁迅先生的公开信》。信中对鲁迅进行毫无忌惮的攻击，并提出与鲁迅进行全面的论战，大有不分胜负、决不罢休之势。  

当时的杨村人也许没有料到，身为文化巨人的鲁迅，其不惧任何敌对势力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为世人所望尘莫及，他郑重地写下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村人采取人身攻击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随后，鲁迅对杨村人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作家，因惧怕革命的艰苦而离开队伍的行为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不是奸商。……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  

离开中共后，杨村人的后半生几乎碾转半个中国，主要是由旅外的潮汕老乡和故交介绍从事教育，文化工作。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初，在时任上海《社会月报》主编、揭阳人陈灵犀的引荐下担任该月报的编辑，并在着名的《申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兼任１９３５年创刊的《星火》杂志编辑。１９３６年三、四月间，还在河南省广武县第二区担任一个多月的代理区长。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０年初，在故交、时任国民党广东省绥靖主任公署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左恭（１９０５－１９７６，湖南湘阴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介绍下，担任公署党政处科员，第四战区政治部组员。后被调往国民党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结束后留重庆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抗战胜利后，由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协成都分会负责人、澄海人侯枫介绍，担任成都南虹艺术职业学校教员。１９４５年８月至解放前夕，先后担任四川省松潘、绵阳、剑阁县政府秘书，１９４９年７月至１９５１年２月，任理县中学和南充高级中学教员，后任川北大学文学院教授，１９５２年川北大学调整为四川师范学院，随之担任该院中文系教授。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开始，杨村人因历史上的问题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在审查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杨村人去世已经５０年了，如前所述，后人对他的研究是零碎、片面的。甚至还有些文章作者对他嗤之以鼻，弃若敝履。潮州市志没有收入他，潮安县志收入否？还有庵埠镇志？笔者手头没有这些资料，惟存揣测与忧虑。  

用历史的观点客观评价杨村人  

对杨村人的评价，鲁迅已为我们作出，而且我国文史学界迄今还没有比此更权威的评价。诚然，杨村人的蜕变，一方面是他自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机的心理使然，属于毛泽东指出的，“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完全没有入党”的一类；另一方面，苏区“左”倾路线猖獗促使杨村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当时，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在湘鄂西苏区推行极“左”路线，怀疑一切，大搞肃反扩大化，不少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被打倒，撤职甚至杀害，据笔者所知，当时在这里被杀的就包括红军高级将领段德昌、董朗等。还有为了红军的给养，随意征收农民的粮食，老百姓苦不堪言。无怪乎杨村人发出“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  叫花子的”悲叹！应当指出，对后者这一原因，文史学界不经意中忽略了。
        至于杨村人为什么那么卖力地攻击鲁迅，其复杂的原因的确扑朔迷离。鲁迅的大度，只对杨村人参加革命的心理进行剖析，而没有对他攻击自己的原因进行推断，使后人缺少一种权威的观点。  

前述杨村人脱离共产党与“左”倾路线有关，其实，杨村人攻击鲁迅也与“左”倾路线所引发的党员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幼稚病”、“急性病”不无关联。  

在１９２８年初到１９２９年底，在我国文化中心上海发生了一场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空前和激烈的论战。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一批党员青年作家，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不满，当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些党员青年作家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就冒出来了。在这一情况下，以“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为主的作家围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命题，对鲁迅以及他们认为“思想落伍”的作家进行剧烈的批评。但当时首先发起的不是杨村人，而是冯乃超和钱杏村，他们于１９２８年初分别发表文章批评鲁迅，就连鲁迅最要好的青年朋友冯雪峰也在一篇《革命与智识阶级》的文章中，批评鲁迅“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这场论战从批评鲁迅开始，到后期发展成为一场不分阵营的“混战”，不仅是“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论战，而且“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也发生斗争（如前面杨村人讲的“太阳社”成立的初衷），还有“创造社”内部也出现分裂，如“创造社”的李初梨与“太阳社”的钱杏村对攻，同属“创造社”的冯乃超与郁达夫、张资平互批。  

由此不难看出，杨村人攻击鲁迅是这场汹涌澎湃的文学论战的余波，正象当年杨村人的文友夏衍在其晚年写的《懒寻旧梦录》中指出的：“年少气盛，写文章不讲分寸，欢喜讲一些尖刻的话，这是当时左翼文艺界的通病”。当然，杨村人与鲁迅的论战不仅涉及学术观点，还带有浓烈的人身攻击的色彩，而且延续的时间很长，这就另当别论了。  

笔者以为，杨村人攻击鲁迅，也同样是因为其对革命的失望而派生出来的多疑与卑怯，还有那个年代文人靠卖文度日、靠卖文扬名以及利己主义相交织的产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党组织对杨村人的问题列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对待，显然是客观、正确的。